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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十九大?人物篇】杜光辉:野性高原上的人性高原

作者:王达敏 汪琳 来源:宣传部 时间:2017-09-28

——“高原三部曲”之三《大高原》

 

杜光辉长篇小说《大车帮》《可可西里狼》《大高原》,所写皆为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发生的故事,我称之为“高原三部曲。”《大车帮》是民间传奇,写威震西北五省的一支马车帮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兴衰史,高扬原始雄风、刚勇豪气和江湖仁义;《可可西里狼》写青藏高原无人区可可西里发生的善与恶的生死搏斗,“我在拷问我们人类中的丑恶,拷问我们人性中的丑恶”,题中之“狼”实为人之恶的隐喻;《大高原》写远离政治中心,地处偏远荒蛮的野性高原及其之上的人性高原。

 

 

杜光辉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有着血脉情缘,黄土高原是他的血地,青藏高原是他的命地。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度过的。他自述:少年时代的我,经历了黄土高原的粗犷博大、凝重浑厚。广袤的关中平原上,暴吼着直冲云天的古老秦腔;傍晚的村庄上空笼罩的炊烟里,喧着女人吼叫娃儿回家的悠长声音;严冬的旷野里,一群少年享受着吆狗撵兔的壮观;宁静的夜晚,偶尔喧起夜行人的脚步声,引起一阵狗的吠叫;巍峨的秦岭山上的小石屋里,燃烧的地灶煮着苦涩的老茶;河西走廊的千里古道上,挣扎着吱吱咛咛的车轮,还有疲倦的头牯和吆车汉子;陕北峁岭上哨起的信天游里,有汉子和姑娘在崖畔下缠绵;马号里充满着头牯屎尿味中,说书人讲的全是忠奸善恶、仁义礼智、忠勇刚烈的故事。耳闻目睹了憨厚的人和忠实的狗,还有报恩的狼;学富五车的大学生接受文盲老汉的再教育;浮华城市的喧嚣和贫瘠乡村的困苦;极度贫穷的无奈和相对富足的愉悦;传统的民间口头流传和现代政治教育共存的种种奇闻逸事。

再述青年时代:我经历了青藏高原的险峻雄奔。冰天雪地,狭窄坎坷的盘山公路上,行使着多少载重汽车,翻车死人的事故时时发生;黄河源头的扎陵湖畔,驻扎着地理探险家的帐篷;长江源头的通天河上,翻腾着令人恐怖的恶浪;巴颜喀拉、唐古拉的山口,我和战友站立在群山之巅,感慨大自然的永恒和旷古;人类难以生存的可可西里无人区,活跃着解放军的测绘部队;盘旋在蓝天白云间的雄鹰,不时俯冲下来捕捉旱獭和老鼠;艰难负重行走在雪原间的牦牛,朝着遥远的地方走去,后边嘹着藏族汉子的情歌,今晚不知在哪个姑娘的帐篷里喝上酥油茶;偏远的草原上,扎着黑色的帐篷,里面温馨着奶茶和手抓饭。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第九团的一个班长,我和我的战友将一生最精彩的年华留给了青藏高原,将青春的热血、生命留给了可可西里。复员之后的几十年里,杜光辉一直铭记着雄莽空旷的青藏高原,尤其是足以涤荡灵魂的可可西里。

显然,杜光辉将他少年时代的经历,一部分给了《大车帮》,一部分给了《大高原》,而青年时代的经历,基本上全给了《可可西里狼》。

从《大车帮》到《可可西里》再到《大高原》,杜光辉以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为背景,创造了一个丰富厚重的文学世界。这个原始荒蛮、雄浑粗犷、古拙深厚的“高原世界”,就以它独特的形象从文学群山中挺立起来了。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磨砺并启悟了杜光辉,杜光辉将它们转化为文学形象,此中,杜光辉完成了一个作家由再现性写作到独特的艺术创造的转换。将“高原三部曲”放在当代文学中衡量,其形象如同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气势恢宏、意蕴丰厚、境界高远,由此而登上文学之高原,呈现出大气象。

在这个背景之下评价《大高原》,“大高原”形象就有了双重意涵,一是自然的野性的大高原,一是在此之上生成的人性的大高原。

 

 

先说自然的野性高原。所谓“野性高原”,是指处于原始状态又未被文明沾染修饰过的自然高原。《大高原》的描写对象,是一个地处青藏高原深处的农场,“伟大的喜马拉雅运动造就了这片神奇的高原,一层峰巅叠着一层峰巅,一溜山脉并着一溜山脉,一道峡谷挨着一道峡谷,一川河流连着一川河流,一片草滩缀着一片草滩。山巅、山脉、峡谷、河流、峭壁、草滩又相互串联纠缠,构成气象万千的地理地貌。黄河从山巅峡谷中曲曲弯弯地流出,巨大的落差像是从峡谷深处迸射出来,湍急地奔到这里,又猝然放慢脚步,浪下这片旷野。农场就驻扎在这里,命名为黄河滩农场”。在人类来到这里之前,它是一片荒蛮之地,几千年甚至几万年都是一个样子,实际上,这片被时间终结、被永恒定义、与死亡同在的原始之地,离远古更近,离我们更远。

仿佛是掉入茫茫荒漠戈壁原野的一个村落,黄河滩农场与世隔绝般地孤立在青藏高原深处。根据国防战备需要而在广袤边疆成立的半军事化农场,在和平年代毕竟要以垦荒种地为主。可这里的自然条件实在不适合生存。野性高原雄浑壮美又危机四伏,气候干燥少雨,飞沙走石顷刻间吞噬一切。黄河流到这里,既浇灌了农场,又更加彻底地孤立了农场。冬季河水下降,岸边全是雪白泛青的冰层,最寒冷的季节,河面冷实,可以通行。农场需要的物质都在这个季节用汽车送进,而农场收获的粮食也在这个季节运出。其他季节,农场与外界的联系就被浑浊的黄河阻截了。自然性野,野兽更野,每到冬季,饥饿的狼群不断地向农场发起袭击,人畜生命受到严重威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面对空旷高远的天,荒凉寂寞的地,人心也荒凉苦焦着。更何况农场是全一色的男人,只有苟场长一人结过婚,可婆娘远在家乡,一年难得见一次面,其他人想女人想成家而见不着女人,心就荒芜了。没有女人的世界不能称之为人的世界,无形中把人往非人的水平蜕化,这才是最野性最残酷的现实。农场突然来了一百二十个接受再教育的女大学生,还有一百二十个男大学生,对于饥渴难忍的农场男人来说,这不啻是天降甘霖。他们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上级严令:下来的大学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多一个,这是政治任务。所谓不许少一个就是不能让这些大学生逃跑伤亡,不许多一个就是不能让女大学生与男大学生接触生孩子。为了落实这项政治任务,苟场长采取了最直接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既不准男大学生接触女大学生,也不准农场男人接触女大学生。在革命高于一切、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农场男人们想不通也得通,就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野性的西北汉子也只能听命服从,心里呢,憋屈着。

自然性野,人心苦焦,这是野性高原的一抹底色调。当你走进黄河滩农场,结识了苟场长、邢老汉、曹抗战、石娃等西北汉子,以及蒙丽莎、王学刚、李红梅、华艺等大学生后,会惊讶地发现,这片仿佛被世人抛弃被荒漠吞没的农场,简直就是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指认野性高原深处的“世外桃源”,意味外边的世界不太平。何止是不太平,简直是人妖颠倒的悲剧加荒诞的闹剧。小说虽然没有说明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但从中吐露的信息来判断,应该是从大学生下放农场接受再教育的1975年写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的外边世界,阶级斗争如火如荼,莫须有地制造出数不清数不完的阶级敌人;政治监控着每一个人,人人都有可能成为阶级敌人;人人戒备,人人自危,生怕哪里出错而招致杀身之祸,在那个一句话说得不对都会坐牢掉脑袋的年代,人人都是囚徒。黄河滩农场呢,俨然另一个世界。我曾在分析张贤亮小说《灵与肉》的文中描述过这样的农场:“西北边远之地,穷山恶水,荒凉贫瘠,远离政治权力中心,阶级斗争的指令送达到这里时,已经大打折扣了。虽然农场实行军事化管理,但它的农业生产方式,又决定了它以农业文化包裹政治文化。农业文化生产着民间伦理,在这里,民间伦理的承载者,甚至包括干部和劳教人员,既接受阶级斗争的指令,同时又以自己的伦理观念对阶级斗争持一种冷漠、疏远、鄙夷、抵抗、游戏的态度。”比右派分子许灵均流放的农场更偏远更荒凉的黄河滩农场,更是一片人间福地:在这里,没有阶级敌人,没有阶级斗争,也不讲阶级斗争,人们遵循民间传统道德,讲情义,讲仁善,心胸像青藏高原那样宽广厚实;阶级斗争的指令爬山涉水送达到这里时,早已失去原有的意义;这里几乎没有等级之别、贫富之别,除苟场长偶尔发号施令外,人人平等相处;这里不愁吃不愁穿,石娃骄傲地说,我在这搭一顿吃的肉,比俺村的人一年吃的肉都多,他们一年吃的白蒸馍没有我一天吃得多,俺村的人都说我过上了神仙日子;他们野性豪爽,纯朴仗义,平日里先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然后喝酽茶,抽旱烟,谝闲传,吼秦腔,高兴了唱,哀伤了唱,心里委屈了唱,真正是喜也唱,悲也唱,唱出了西北汉子全部情感;这里自由,从来没有政治学习,从来没有阶级斗争批斗会,而被外边世界批判的所谓宣扬封资修思想的才子佳人的老戏,则成为他们最喜爱的娱乐节目;他们竟然同意并且参与蒙丽莎举办的“纪念普希金诗歌朗诵会”,竟然还同意蒙丽莎和石娃在大桥竣工庆典的活动中表演马克思与燕妮的爱情故事。就连来农场指导工作的上级领导邹部长,一旦渡过黄河而踏上黄河滩农场之地时,立即解除身上的“意识铠甲”,把阶级斗争抛到脑后,与农场性野的男人们一道,纵情地吃肉喝酒唱老戏;大学生下放农场,说得好听点叫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说得难听点,邢老汉称之为“充军”。对于这些落难的大学生,他们同情他们,故而善待他们,保护他们,他们同千千万万没有文化的中国底层百姓一样,对读书人有着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尊重,见不得他们遭罪受苦。“大学生到这里锻炼,不知道躲过了多少灾难。真是塞翁失马,安知祸福?”……

这才是《大高原》的主色调、主旋律,自然也是西北汉子杜光辉弹奏的心曲。

 

 

相对于外边的世界,“世外桃源”黄河滩农场自由、浪漫、和谐、安全、富足,与此相匹配的,是人性的放飞升华。人性是《大高原》最重要的思想元素,促成“野性高原”向“人性高原”演进的重要元素。它越过茫茫荒漠戈壁,跨过千年的古道黄河,与黄河滩农场一起落足于青藏高原腹地,在西北汉子的守护下落地生根发芽成长,在民间伦理、江湖情义和古典美学理想的感召下超拔升华。人性不仅体现在纯朴野性的西北汉子、落难的大喇嘛洛桑、下放的大学生身上,就连忠诚的狗(猛子)和报恩的狼(母狼王老五)也充满人性。一场之主苟场长霸道却心善,外表粗野中隐藏的机智,娴熟地应付着政治风云,不动声色地抵抗着阶级斗争的侵入,用民间伦理和江湖情义守护着一方净土;一生行善的民间智者邢老汉孤老心苦,蒙丽莎从他沙哑苍凉的唱腔中,感觉出了深秋晚风的冷冽,空中飘荡着枯黄的树叶,收过庄稼变得无比空旷的原野,严冬枯萎的蒿草,孤独老人的身影,空中孤雁的声声哀号。哀伤召唤人性,当他借助秦腔将人生的凄苦抒发出来后,精神为之一变,超然地面对世界,用善和爱对待这个世界,人性力量因此而升华。他成为农场的主心骨,蒙丽莎和石娃的干爹,母狼王老五的救命恩人;从小就失去父母,在西北几个城市流浪乞讨,受尽了人间侮辱的少年石娃,纯真豪情义气,对温情关爱他的蒙丽莎舍命相报,处处护着干姐蒙丽莎,不使她受一点伤害。大学生华艺下河捞木头遇险,他挺身而出下水救起华艺,而自己不幸被一根从上游冲下来的木头撞到脑袋而死;睿智的大喇嘛洛桑饱学参政,被贬到黄河滩边孤守小石屋,他落难而不落魄,世事洞明,人性坚强;等等。

女大学生蒙丽莎是一个美丽的天使,仿佛刚刚从天国降临,一尘不染,睁开一双出神的眼睛,打量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她以她的美丽、善良、温情照拂着农场粗野的男人,复活了沉睡的人性。她浪漫多情,渴望爱情,心里恋着骑着骏马奔驰的西北汉子,以至于她在半明半昧的梦中欲望着雄健高大的男人。她听到他的呼唤,似乎还听到他急促的喘气,闻到他身上散发的高原气息,感受到他温热的鼻息。她想急切地扑到他宽广厚实的怀里,承受他的拥抱亲吻。初到农场之夜,她怎么也睡不着,“思绪一会儿像雪山顶上缭绕的雾岚,一会儿像黄河奔涌的激浪,一会儿像农场冰封的田地,一会儿像流泻在天地间的月光。她一会儿被梦中的西北汉子挑撩,一会儿被普希金挑撩,一会儿被济慈挑撩,一会儿被阿波里奈儿挑撩,一会儿被华兹华斯挑撩。她一会儿变成西北汉子庄稼院里的俏俊小媳妇,一会儿成了普希金的凯思,一会儿成了济慈的狄万,一会儿成了阿波里奈儿的玛丽,一会儿又成了华兹华斯的露伊莎。”这哪里还是已经承受了文化大革命好几年的磨难,从北京来这里下放的大学生,分明是从西方文艺作品中走出来的纯情的爱情女神。

当她第一次出现在农场汉子们的面前时,他们被蒙丽莎惊人的美震撼了,禁不住发出感叹:“狗日的,艳炸咧!”在大西北的话语里,艳就是漂亮、美丽,炸就是不得了。转而又生出同情心,“把这么好的女子整到这搭受罪,造孽呢!”这些常年见不着女人的汉子们觉得这样的女人能够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并且能够亲近她,简直受活极了。邢老汉心疼她,苟场长偏心她,石娃和曹抗战护着她,男人们默契着一个念头:她是他们心中不可亵渎的圣洁的女神,不容任何人对她有一丝的不敬,更不能让她受一点委屈。他们容忍她的任性、她的脾气、她的指责,喜欢她的风花雪月、小资产阶级情调。一句话,他们喜欢她的一切。

她施善爱于孤独的邢老汉、可怜的石娃及粗野的汉子们,让他们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她敬重善战刚勇的狗,称猛子是“战神巴克”;她施善同情战死的狗,不忍心看到它们死后被剥皮煮肉,觉得应该像对待英雄一样安葬它们;她不忍心看到高雅、美丽、鲜活的野兔被猎杀。在她的人性感染下,整个农场汉子们的情感与美一起升华。

然而,小说中最精彩的乐章,竟然出现在义犬猛子之死和情义之狼王老五临终向邢老汉告别的描写上。猛子是农场群犬之首,孤傲,尊严,通人性,重情感。作为一条被豢养的狗,它从小就在主人的带领下与恶狼搏斗,是恶狼闻之丧胆的死敌,保卫农场的战神。洛桑称猛子勇敢、忠诚,比人更优,真乃一义犬!主人石娃救华艺而死,它哀伤呜咽,七天七夜不吃不喝,任人怎么劝说,它依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淹没石娃的黄河。它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必须追随自己的主人而去。令人感动震惊的一幕终于出现了:只见猛子走到河边,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子,朝着邢老汉和蒙丽莎挣扎过来,突然前腿一扑,跪在地上,伸出舌头在邢老汉手上添了几下,又伸出舌头把蒙丽莎的手添了几下,然后挣扎起来,转过身子,摇摇晃晃地朝黄河走去,直到被河水卷去。看着被河水卷走的猛子,农场的汉子们和大学生们不由自主地双膝一屈,跪倒在黄河滩上。

有情有义的王老五是条母狗,十一二年前堕入猎人的陷阱,邢老汉慈悲为怀,救了它的命,治好了它的伤。从那以后,它念念不忘邢老汉的救命之恩,隔三岔五地给邢老汉送来捕获的猎物,成了一只报恩的狼。它已经年迈体弱,十天半个月都难逮到一只兔子,尤其是冰封之季,它经常饥肠辘辘,即便如此,只要逮到兔子,它总是想到要给邢老汉送去。老死之际,他向邢老汉告别托孤,吃完邢老汉喂给它的最后一次羊肉,它转身向旷野走去,才走出去一百多步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挣扎起来。

至此,《大高原》的语义发生了超越性的变化,高原还是那个高原,农场还是那个农场,人还是那些人,但它分明在有形的自然高原之上构筑了一个精神高原,即在野性高原之上构筑了人性高原。

 

【相关链接】

①杜光辉于1990年发表中篇小说《车帮》,反响甚好,在朋友们的建议下,他将其改写成长篇小说《西部车帮》,于2003年出版。2004年王达敏发表了一篇名为《半部好小说》的批评文章,指出《西部车帮》前半部优秀,是好小说,后半部平庸,是差小说。杜光辉接受了王达敏的批评意见,把前半部抽出来重写,于是就有了费时七年且修改了十八稿的长篇小说《大车帮》。关于这部小说,王达敏写了《从“半部好小说”到“一部好小说”》一文予以高度评价,此文发表于《读书》2012年第11期。

②杜光辉:《大高原·序言》,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可可西里狼(修订本)·自序》,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③王达敏:《中国当代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2页。

 

王达敏:安徽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汪琳:安徽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名作欣赏》2017年8月上旬刊.学者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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